公车改革为何进展参差不齐

按照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要求，2014年底，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其所属参公事业单位公车改革将基本完成。各地方也将陆续上报车改总体方案。

年终将至，各地车改进度如何？近期，《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江西、安徽、内蒙古等地调研发现，目前在这些省份，一些城市作为试点，通过大力推进公车改革已经取得了多方面成效。但与此同时，公车改革进度差距明显、“改革者成为众矢之的”、车补方案不贴近实际等问题也集中暴露，成为新车改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点。

部分城市车改先行成效凸显

今年年初，江西省新余市正式启动公车改革，成为江西省首个开展公车改革的设区市。《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到，目前新余市公车改革已基本结束，市本级清理出近800辆公车，最终保留134辆，报废处理部分老旧车辆，其余近500辆车面向社会公开拍卖。

在今年新余市公车拍卖会现场，1300多名竞拍者一大早就来此等候。上午10时，第一辆起拍价为8.7万元的别克商务车经过19次激烈竞拍，最终以12.3万元成交……随后，另5场拍卖会相继举行，成交率达87.1%，拍卖款项2801.16万元，比评估价溢价19.2%。

新余市车改办常务副主任龙生仁介绍，新余市车改后保留的134辆公车由新组建的新余市公务用车服务中心集中管理，并统一标志，县级(含县级)以下公务人员用车实行市场化提供。

本刊记者在新余公车服务中心看到，保留下来的公车挡风玻璃右上角都贴上了“公务车”的标识及编号，墙上的公车服务指南中对如何租车、用车、管车规定得非常具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车上都安装了GPS，运行轨迹能实时监控，有效杜绝了公车私用。

在安徽，铜陵市2009年即启动了公车改革，目前已推行市直机关、县区、开发区公务人员全面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在实际操作中，铜陵市公车改革实行市级领导(厅级)选择配车或车补的自愿原则，而县区、市级部门主要领导则不再配备公车。

铜陵市交通局副处级公务员吴延功，是车改的亲身体验者。2009年刚刚启动车改的时候，他是该市物价局的一名正科级公务员，并于2012年调入市交通局。他告诉记者，铜陵市车改最大的特点就是“彻底”，没有不同级别、不同机关的差别，所有党政机关公务员从领导到普通科员，一律取消公务用车参加车改。

“车改前，领导一般都有专车，公务员用车由办公室等部门调派。2009年车改启动后，物价局就已经没有一辆公务用车了，全部交给市政府统一拍卖。2012年我调入交通局后，依旧是从局领导到普通公务员没有一辆公务用车，公务用车都是开自己的车，或选择其他交通工具。”吴延功说。

本刊记者了解到，铜陵市车改主要采取货币化补贴的方式，货币补贴标准按级别及是否购买私家车进行区分，比如正科级、副科级、科员级不购买私家车的公务人员，车补分别为每月330元、320元和310元，以现金形式发放；若购买私家车，则再获1.5倍金额补贴，即每月495元、480元和465元，该部分补贴以加油卡形式发放，只能用来加油。

相关地市反映，扎实推进公车改革，彻底卸下了政府部门长期从工作经费、小金库甚至摊派“挤钱养车”的包袱，使政府预算更加规范合理透明。另一方面，党员干部“专车专用”的“特权”意识也明显降低，促进了党风廉政建设。

除了“经济账”，公车改革还为政府推动其他方面工作带来契机。比如，新余市以公车改革清退部分公车司机为契机，加快了清退政府编外临时用工的步伐。

新余市委书记刘捷介绍，公车改革前新余市政府机构编外临时用工5000多人，远远超过了公务员编制。这些人的工资都是从工作经费中解决，通过改革，新余一共清退了1500多名政府临时用工，其余的都转到劳务公司，通过劳务派遣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形式规范了人事和预算制度。

此外，一些地方通过强力推进公车改革，探明了领导干部对于改革、对于个人利益调整的真实态度，凝聚了改革共识，为地方政府机构和人事制度、行政审批制度、财政金融体制等方面的后续改革积累了经验。

车改进度不一车补众口难调

今年7月印发的新车改文件明确提出，在2014年底前基本完成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其所属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2015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地方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用2至3年时间全面完成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时间行至2014年底，在各界瞩目下，公车改革更显“时间紧、任务重”。然而从本刊记者调研的几个地区看，普遍暴露的一些焦点问题，各地车改进展参差不齐。

首先是公车改革进度不一，不及群众预期。目前，江西、安徽、内蒙古等地数十个城市的公车改革进度差距明显，多数城市仍未出台地方公车改革的初步方案。像新余市那样，已经对公车实行公开拍卖的仍是少数。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研发现，目前许多城市的市民都对竞拍公车跃跃欲试：“公车质量有保障，价格有优势，对我们很有吸引力。但多番打听车改进展，还是听不到有什么动静，就怕这些公车已经被内部人抢先低价买走了。”

公车改革是对部分人利益的调整，本身缺乏内部动力。没有切实约束的时间表，地方车改进度不一，导致多数城市之间对车改保持观望情绪，反倒让一些车改先行区有压力。有车改试点城市领导对本刊记者坦言，公车改革虽然取得初步成果，但也承受了很大压力，会听到各方面不同的声音。“有的地方对我们的车改力度不理解，甚至非议，有一种孤军奋战的感觉。”

除了车改进度不一，在率先车改城市，“以车补代替公车”的具体制度安排也遭遇众口难调的处境。“车补”怎么发，直接关系到车改能否得到多数人拥护、保障车改落实到位。

本刊记者发现，不少车改城市规定，车补标准按级别区分，但部分公务人员对此有意见。铜陵市多位基层干部反映，当地车补标准差距较大，如副处级几乎是正科级的一倍。但日常工作的实际情况是，一些基层公务员往往用车多、补贴少，在车改后，不少基层公务员甚至需要自行填补“缺口”。此外，自2009年启动了公车改革后，铜陵市车补标准已经五年没有调整，随着油价、购车养护成本逐步上升，车补也该“往上调一调”。

内蒙古自治区有19个边境旗市，这些地区大多地广人稀，基层干部出行的成本支出很大。以乌拉特中旗为例，该旗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4.5万人。一位基层干部告诉本刊记者，农牧部门同志每年下基层的频率高、时间长，且这些地区开展日常工作、灾情查访工作的用车成本、生活成本也很高。但公车改革后的车补标准按照人均计算，均摊到个人身上肯定不够，“一旦用车支出超出用车补贴，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干部下乡的积极性”。

车改可能带来的其他社会问题，也必须提前预判。铜陵市反映，取消公车改革代之以发放私家车车补，可能造成私家车激增而产生连锁反应。以铜陵为例，由于车补数额与是否购买私家车挂钩，该市车改后，公务员私家车购买数量激增。“现在不光上班停车是个大问题，市区的拥堵也越来越厉害。”吴延功说。

公车改革后，新余市也出现一股公务员购车热，致使汽车销量大大增加。据统计，今年1～6月，新余市新增汽车6878辆，日均新增38辆，同比增长45.4%，涨幅比去年同期提高28.9个百分点，创多年来新高。

督促车改进度完善车补分配

针对上述现象，多个受访地区呼吁，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希望国家一方面鼓励各地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并及时对各地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改革探索加快推广，“不让改革者成众矢之的”。

更为重要的是，公车改革还需要进一步精细化的制度设计，尤其是因需制宜分配车补，凝聚改革动力。特别是应确保公车补贴专款专用。“基层公务员公务繁忙、待遇偏低，这是一个事实，应有合理的工资、绩效奖金、服务评价机制去提高公务员的待遇。公车补贴，该在什么地方提高、就在什么地方提高，要避免一些地方借车改改变干部待遇，变成一笔‘糊涂账’。”北京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林双林说。

针对社会舆论担心的公车改革后可能出现的“既拿补贴、又用公车”，或是“外借公车”问题，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院长范和生提出，公车改革要接受社会监督，补贴金额、补贴对象等都要做到公开透明；同时，公务用车的规范情况要纳入建设效能政府、廉洁政府的考核指标体系中，一旦发现违规现象，从严处理，并向社会公示。

对于车补标准的制度安排，林双林建议，地方车补金额的“参考值”，不宜单一地以行政级别、工资基数为标准，而应综合考虑不同公务员本身岗位的公务出勤频率、次数，长短途公务或差旅的差别，以及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便利度等。

多地基层干部认为，公车改革应该考虑到城市地区与地域偏远地区的不同情况，部分农村地区、边境旗县地区行政管辖区域大、人口居住分散，公车补贴应该对这些地区有更大幅度的倾斜或照顾。

本刊记者采访发现，乌拉特中旗的巴音乌兰苏木面积6718平方公里，总人口7490人，平均行政服务半径5公里，最大达20公里以上，每年开展日常工作、灾情查访工作的用车成本很高，日常的生活成本也很高。基层干部呼吁，在这样的地区制定政策时突出差异性，可以采取实报实销的方式，加强偏远地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为群众服务的积极性。（记者 方问禹 马姝瑞 郭强 刘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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