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债务透明度亟须提高

地方债务透明度亟须提高

日前，清华大学公共经济、金融与治理研究中心的《2014年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出炉，同时颁布“2014年289个城市财政透明度排行榜”，在政府性债务的公开上，只有14个城市公布了相关数据，占城市总数的4.82%；同样，“三公”经费方面表现稍好，有150个城市公布了数据，但数据并不完整，得分普遍较低。　　上述报告分析了导致这种情况的三种主要原因，一是绝大部分政府性债务由市区县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公司承担；二是目前许多市政府负债水平较高，在主观上难以披露；三是“三公”经费统计口径存在较大争议，也导致难以完全披露。

诚然，有些地方政府在部门预决算、“三公”经费、专项资金等方面信息公开也不错，但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上，中部和西部地区相对东部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尽管这几年中央反复要求让“财政资金”在阳光下运行，但到了具体一些地方和领域，这些财政信息往往会被打上“马赛克”。比如在地方债务问题上，不够公开透明的情形较多，它不仅有违中央的“信息公开”精神，更酝酿着极大的社会风险。　　一方面，债务不公开，借债的原因和资金的使用情况就难以接受监督，会潜藏各种腐败风险。此前查处不少工程招投标、政府采购腐败案件，都存在着大量资金的浪费，尤其是出现暗箱操作、钱权交易等情况。那些钱没有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该用钱的地方却只能借债度日，这是某些地方政府借钱花的真实状况。　　由于外界无从获知足够的财政信息，不了解地方真实的财政实力，也容易提出过高的公共服务需求，政府若不能满足这种要求，解释也缺乏可信度，就很可能引发民意的反弹。如果政府勉强迎合民意而为，又会让债台高筑的情况更加恶化。最终，政府将陷入两难的境地。　　另一方面，债务不透明，客观上助长了地方“赤字经营”打造政绩的冲动，一些地方政府因此入不敷出。在城市化过程中，确有不少城市借助大举造城刺激了经济，让城市旧貌换新颜，但这个模式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有些地方条件并不充分，主政官员就强行推动政绩工程，超出了当地财力，形成债务的“堰塞湖”。尤其是，近年土地财政难以维系，一些地方政府已无力还债，甚至开始拖欠各类工程款，成为“官赖”。　　某个地方政府因为所在地搬迁形成债务20亿元，可去年该级政府可支配财力不过7亿元，其中行政运转、银行贷款本息等刚性支出就达6.8亿元，即便把剩余全部资金都用于还债，还清债务也要近百年。这样的地方政府，显然不会主动对外公布债务情况的，而越对债务保密，越会让更多不知情的人和企业会牵涉陷入债务旋涡。　　首先，地方真实的财力与债务情况一清二楚，政府和公众就会形成信赖关系。对财政每一笔钱，大家都会精打细算，主政官员不会盲目负债、打造政绩工程，公众也不会提出超出现实条件的诉求。即便是官员有心搞政绩，承担建设项目的企业也会评估政府的偿债能力，进而做出理性的判断，这也有助于形成一个科学的干部政绩考核机制。　　其次，地方财政信息公开可以改善预算绩效，使政府项目在成本效益比之间获得平衡。在一些政府主导的项目中，往往多花冤枉钱，不断追加预算却难以达到最初目的。还有些建设项目隔几年就推翻重来一次，换一届政府就换一个花样，而在重复运作中，有些人可能就此富了，社会财富却在浪费和减少。公开那些详细的财政信息，就能方便公众比较监督，实现少花钱、多办事。　　再次，财政信息的公开透明有助于预防腐败，调动公众监督积极性。“三公”经费一直是社会关注度较高，也是问题集中的领域，若它能公开到位，比如细化到人均开支，就能极大地缓解公众的不满情绪，还能压缩腐败的生存空间。债务信息的公开，也能充分调动公众对公共财政的开支情况的监督热情，毕竟“有债一身重、无债一身轻”，政府债务归根到底是要老百姓掏腰包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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